段奕宏：面对不安，我也没什么好招
段奕宏在剧集《沙尘暴》中饰演一位西北的基层警察陈江河。（片方供图）
采访开始，电话那头的段奕宏听起来中气十足，他刚在厦门忙完了一部戏的拍摄，正在休假间隙。
最近播出的剧集《沙尘暴》中，段奕宏饰演了一个西北的基层警察陈江河，一个头发落灰潦草，穿件皮草外套，开着窗缝卡满沙尘的车，在沙尘暴中奔袭查案的中年人。
最初拿到剧本，段奕宏感觉陈江河不像一般意义上的男主角，更像一个穿针引线的角色。
故事发生在库鲁，一个煤炭资源枯竭的西北城镇。八年前，在破获一起命案时，因为陈江河的过失，师父深陷流沙之中，余生要在床上靠呼吸机度过。陈江河放弃调任省城的机会，甘愿自我流放到更偏僻的乡镇做基层民警。八年后，当年的侦破被发现有误，他再度卷入悬案之中，各色人等的命运，在一座败落的地域，随着旧案重查，展露出蛛丝马迹。
在《沙尘暴》里，段奕宏贡献了一种略带游离感的表演。有一场戏，他和省城派下来的女警罗英玮一起去麻将馆询问犯人家属。女警郑重发问，段奕宏则走到后景，开始打量起玻璃茶杯、观察茶叶在水中的舒展，随后叉开腿，开始嗑瓜子。另一场去灭尸现场锅炉房的勘查戏，段奕宏戴着墨镜，设计了一个掉沟，又啪一下站起来的小插曲。“这部戏确实让我有点肆意。”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我不会放过每一场戏，更不会放过整体的统筹或者力量的分配。”段奕宏回忆，开机前，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头发啪地炸开了，“我说他太像陈江河了”。段奕宏赶紧拍一张，发给了导演和造型师。
后来，剧中的师母盯着这头乱发对陈江河说：你这几年把自己弄得那么野。“导致师父深陷在流沙当中，在陈江河内心一辈子都是个遗憾和愧疚，这是他的十字架。”段奕宏说，“那种脏兮兮、邋遢的感觉，是人物的心境给予我的。”
陈江河不是悬疑剧中那种常见的，雄心勃勃地要惩恶扬善的警察。他在熟人社会浸淫，查案不像“学院派”般郑重其事，深刻明白环境和观念对人的束缚，“两个泥腿是从土里拔出来的”。
段奕宏给这个人物在情感处理上保留了一些灰度，在凝视犯罪者的遭遇时，隐隐对他们抱有同情，知晓罪恶在此地发生，有背后的不得以。“我们判的是人，不是案子。”在采访中，他数次和南方周末记者强调。
他坦承，剧本更吸引自己的，其实是那些卷入命案的女性角色。比如程春，一个摆摊为生的中年女人，在晦暗的人生中，想要找到可靠的男性依傍，却最终被寄予厚望的人所杀；护士刘盈盈，被重男轻女的父亲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为了掩盖弟弟的罪行，在父亲的安排下，成为家庭的牺牲品……
面对这些陷入命运泥沼的女性，段奕宏颇能共情，他也曾是渴盼走出边陲之地的一员。1990年代，他考了三次中戏，才如愿从新疆伊宁考进了首都。在一次采访中，他感性提及出走的困难与劳顿：在高铁不通的年代，要靠拉木头的大解放车走出家乡。
在中戏读书，外省青年段奕宏最初感受到的是痛苦。他在《杨澜访谈录》里提及那段灰暗的时间：当时班里同学素质都很好，到外面跑组、演戏，他甚至没钱打印形象照，试着在剧组里跑龙套，一个人在那儿杵着，没人搭理。那种忽视让他有一种受辱感。后来，真正让他安顿下来的，是中戏的甄别期考核。被甄别的恐惧，让他开始步入一种踏实的生活，把心力都花在了每一次话剧和小品表演上。
段奕宏在中戏以刻苦闻名。1998年，成绩优异的他从中戏毕业，正好遇上各大国营剧团体制改革，精简人员。段奕宏没法在北京的剧团留下来，“一根筋”地拿着成绩单，跑去文化部，要找文化部部长。接待处的大姐接待了他，帮忙联系部里的相关人士，对方建议他通过学校就业处的老师反映。虽然无力左右结果，段奕宏还是哼着歌骑自行车回了学校，继续参加晚上的演出。
对演戏的拼命投入从学校延伸至之后的职业演员生涯。他被很多观众称为“戏妖”。在出演《烈日灼心》时，有一场水下戏，腿上绑四个铅块，要克服生理上的强烈恐惧。为了体验生活，他下过矿、和小混混套过近乎、春节到派出所做“见习警察”。
2017年，他凭借《暴雪将至》获得东京影帝。发表获奖感言，他说：“到今天，我还认为我的表演仍然有着局限性，但是我很开心，我没有走到穷尽那一步，我还可以再走下去。”
这些年，段奕宏并不频繁在大小荧幕上出现。他拒掉了不少“太白开水”“太相似”的本子。疫情三年后，他一度颓废、低谷过，自我怀疑是否还能继续做演员。他视之为对人生的重新梳理。“再出发，依然是战士。”他笑着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25年3月底，剧集《沙尘暴》播出后，段奕宏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我时常和剧中的人有一种连接感”
南方周末：你这几年接到的探案类剧集挺多的，当时为什么会接《沙尘暴》？
段奕宏：在趋向同质化的剧本和角色当中有一些突破，对我来说是一个兴趣。其实作为演员，我有一个对自我的要求：首先要做一个有要求的演员，再去做一个让观众期待的演员，让观众相信的演员。
演员不是一个人在作战，必须得碰到一个团队，一个更好的文本。可能演员在不同的阶段对文本的要求和诉求不一样。《沙尘暴》在十年前我可能还get不到，或者说不足以吸引我。《沙尘暴》超出我单单作为一个演员选择文本的动机。我更喜欢赵老师（编剧赵冬苓）笔下虚构的小城镇里，真实人性的探寻。熟人社会里，环境吞噬一个人的连锁作案的可能，这个非常让我着迷。
单说人物，陈江河并不是我的首选。我选择第一动机还是赵老师笔下的这些人，尤其这些女性角色，让我非常感动，甚至创作中有一种凉气，一种恐惧感。
我时常和这些剧中的人有一种连接感。这些女性要活下去的挣扎感、求生欲，强烈地要走出小镇、改变命运（的想法），好像真的是在我身上。我曾经从一个西北小城市挣扎着一定要出去，长途跋涉，每次考中戏，78个小时的火车，再加20多小时的班车，将近100个小时到达北京，到达所谓的目的地。一次次的往返，也遇到过类似的小惊悚，但是还生产不出惊悚下的这种恐惧。
这种内心的恐惧感来得是那么真实，我本人有一种同理感：如果我遇到这样的状况和选择，我未必不是她们这样。
南方周末：这部剧里的女性角色都有“出走的决心”，渴望逃离边陲，和环境做斗争，但最终基本都没能逃离。哪个女性角色的人生选择带给你巨大的恐惧？
段奕宏：比如说程春。在她没有被扔进炉子前，我们有一个短暂的接触。一个男性和一个女性的接触，如果没有很结实的理智控制，其实是有原始的力量所驱使的，所以程春让小镇那么多的男性上了她的床。
原来其实陈江河和程春多一点暧昧的关系，也有所表现，程春做皮肉生意被欺负，陈江河帮忙解围后，她往办公室送东西，送过两次，陈江河就立刻（回绝了）。
在这个创作上面其实我是挣扎的。单纯来说，我是想未尝不可能，为什么要逃避？在这个时刻，我们作为创作者选择真实度的大与小，也困扰着我们。罗英玮说，你想过没有，程春当时给你示好，你接受她，可能她的人生就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南方周末：这样说来，陈江河这个人物本身戏剧张力没有那么强，你更喜欢编剧呈现出来的小城镇各色人等的生存生态？
段奕宏：当然了。作为陈江河，其实我没什么可演的，原来看剧本就说我没有抓手，但是我太喜欢赵老师的这个文本，它逼得我去跟这些写得很瓷实的人物在一起。
我记得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审刘盈盈（张佳宁饰演），我的手在桌上放着，演完几个镜头，一抬起手，汗已经印在桌子上。我说导演你快来看，一定要拍下来这个感觉。我一直提醒自己，那种审问，其实已经变成了不是审问。那个时刻我突然感觉到人跟人的一种心流，不是一个警察和一个犯罪嫌疑人。
警察一定先是人，他碰到这样匪夷所思的女性，非常人逻辑的犯罪故事，本身是要去思考和判断的：它怎么就成了恶？是什么影响和滋养了它？是人与人之间互相碰撞之后失控了，滋生出来的恶。可是在它成为恶之前，不是恶的。
那场戏让我作为演员都很汗颜，审得太艰难了，对我来说是一种难以忘却的创作经历。
《沙尘暴》描摹了西北城镇中复杂的女性命运。（片方供图）
“一定要带出土壤的质感”
南方周末：陈江河这个角色身上本身带有一些浑不吝、浑浑噩噩，又有点幽默的感觉，是你给他加进去或者有意放大的吗？
段奕宏：我寻找的，有意放大的。我们拍摄是在柳园，离哈密只有300公里，我们拍摄有一个区域是山区，有哈萨克族人，他们很早从新疆迁到这边居住，饮食上，什么馕、奶茶，都是真实考究过的。包括我让家里人从新疆寄来的酸奶疙瘩，都是为了表现地域。
开头一定要带出土壤的质感。不仅仅只是美术、镜头所营造出来，关键还要通过人带出这样的气质，被土壤浸了好多年，包了浆的感觉，就必须寻找一些能耍得起来的道具。
之前我塑造这种幽默或者滑稽的人物很少见。跟熟人在一起，我不能再像小罗那样的，她是研究生、学院派，字正腔圆地说“来两碗馄饨，两屉包子”，但是我就不能这样。
南方周末：西北话是不是也是你的一个抓手？
段奕宏：剧本不会说规定我用什么方言，我发现我们选的景，又有银裙，又有皮大衣，又有哈萨克族，帮助我们抓偷羊贼那小孩，他就是哈萨克的小孩。
我跟他说我们新疆的汉话，少数民族普通话，很有意思。再加上演刘胖子的演员也是新疆人，他的新疆话比我还浓，我这些年都忘掉了不少，跟他一交流，在生活当中捡回来了，演得特别过瘾。
新疆男人的这种交流方式就是“啪”，好像被打开了。当然这个不是说即兴，想怎么演就怎么演，还是有前期定调。这块地域允许我有这样的西北口音——你说它是新疆话也好，陕西话也好，多少都有一些，因为西北五省的语气都很相近。
我当年考学的时候，出新疆的第一站就是柳园。柳园在三十多年前是西北的小香港，那时候的经济交通枢纽都在柳园，全国各地的人扎在那儿都不为过。我们拍摄的时候，经济已经转移了，它已经落败了，特别让我有一种魔幻的感觉。
南方周末：这次在甘肃拍，环境对你来说有挑战吗？
段奕宏：2010年左右，我拍高群书导演的《西风烈》，在敦煌，这次在柳园，地域、气候都相近。但毕竟十几年没在西北拍戏了，所以从身体适应的程度来说，确实还是有一种煎熬的感觉。
实实在在接触到了黄沙漫天。但跳出来想，这不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的理由吗？可遇不可求的环境，有时候还觉得风沙有点少。这次其实有一点遗憾，拍摄中遇到大的沙尘暴天气不多。很多都是我们剧组制沙风暴的团队自己制造出来的，里面用了各种材料，甚至黄豆面。真不便宜。吹起来大面积，不是真的沙子，但呛到眼睛和鼻子里也不舒服。这已经相当不错了。
南方周末：哪些表演细节是西北当地的环境催生的？
段奕宏：有很多，一些创作灵感是那个土壤给到我们的。它是我一次全新的表演上的实验。这部戏确实让我有点肆意。
有一场戏，我见了医院的院长，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精气神”，我就想，之前我应该来过这儿，这字怎么换了，以前是“上善若水”。院长说，没有啊，一直是“精气神”。全是即兴的表现。陈江河就是熟人拉闲篇儿，闲篇中能洞悉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你跟别人拉闲篇，别人的反应可能最放松，最能暴露一些东西。
你上来就问别人，就不是熟人社会了，作为陈江河就太学院派了。关键是要剔除这些惯性的学院派的东西，和我们常给观众看到的惯性群体形象。你有这样的方向，时刻得提醒自己，得不厌其烦地拎：我到底要创造什么样的警察形象？我要回避和规避是什么？我想一想，就是不忘初心。
真的是非常烦人，我烦我自己。但这个东西只有我自己去选择，去呈现，不然导演请你来干啥，对吧？
在麻将馆中询问疑犯家属。（片方供图）
我并不是拿到任何角色都有安全感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拍《烈日灼心》的时候，有一场下水戏，需要绑铅块，对你来说还挺难的，这部剧里有没有一些生理上的恐惧需要克服？
段奕宏：这部戏里面的恐惧不是来自于水、沙，我还没感受到流沙的厉害，环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心理上的恐惧。
这些女性角色的挣扎感，给我带来的恐惧，这些年是不多见的。早些年，《我的团长我的团》其实会给我带来一些恐惧，但那种恐惧是历史的，因为那个战争离我们太远了，《沙尘暴》真的太近了，太让我难受。
南方周末：陈江河让我想到你的另一个角色，《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一个保卫科的人，却非常执着地要做神探、查案，人生因此变得一团乱麻。《沙尘暴》里，你演的是警察，但又不是那种黑白分明的警察，其实有点心不在焉，你常常被这种人生带有错位感和挣扎感的角色吸引吗？
段奕宏：不同的阅历，不同的生活给我带来一种不同的要求或者兴趣。我想到之前我第一次接触《白鹿原》电影，其实有一种退却的感觉，我太喜欢小说了，但是黑娃的角色我确实演不了，我觉得我的能力达不到。
可能导演不这么认为，但我那时候对电影和电视剧了解甚少，因为还是话剧演员，你有什么样的料，有什么样的菜能端上来，我是忘却了别人（能提供）帮助和支撑的力量。五六年过后，再找到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以。
现在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并不是说拿到任何角色都有一种安全感，好像都很笃定，也不是，多少还是会有不安全感。
包括《沙尘暴》，还是有一种创作的恐惧，因为身边的人写得太好，这势必是给我（压力），你不能瘸腿，你一瘸腿，责任全在你身上了，这不行。你也不能只演一个穿针引线的，对吧？你肯定不满足。它带来一种（自我）要求和创作上的恐惧。
《沙尘暴》的文本，至少是这五六年，我看到的很有力度的文本，但陈江河好像又不是绝对的男主演。余国伟绝对是个男主演，必须得有深度、宽度、高度。陈江河不是，其实就是穿针引线的警察，你如何演得不一样，如何演得像土壤里长出的警察，还能匹配住这个体量的文本。我还有点小野心，怎么能拎出来一点扎在陈江河内心当中很隐秘的东西，这个东西其实我进组之前就找到了，就一直跟导演聊，导演也认可，就把它呈现出来了。
南方周末：角色带来恐惧和不安全感的时候，你怎么抵抗这种不安？
段奕宏：我没有什么好招。如果说好招，其实我也逃避和躲掉了不少本子。你说什么好招？就是你答应了这事了，你就必须得行。（我）内驱力还真是挺强的，不磕出来点东西来好像不行，要不然你就别答应，答应了你就得整出来点不一样的。
南方周末：你早年拍戏就以拼命和刻苦闻名，这两年心态有转变吗？
段奕宏：现在也可能是创作上懒惰了，我不想那么为难自己，我不想那么受累，也有这种心思。我对自己好一点不行吗？我也得需要身体健康，你说黄沙那种恶劣天气，我部部去选择这样的戏吗？我不能，我疯了啊。
但是我选择了，我就必须磕，甚至把自己磕得不成人形了，我都愿意。我如果到了那儿，质感呈现不出来，我不是白受苦吗？这个账还算不清楚吗？但是在这之前，得了解一下，这什么样的角色，什么样的本子能让我可以这样的不顾，真的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南方周末：以前不假思索，现在是要考虑的？
段奕宏：以前也要思索。其实说真的，我在创作心态上和主动性上，浮动不是很大。我最早啥戏没有的时候，演话剧，让我特有根，特有自信，特能滋养我自己这种感觉漂浮不定的嫉妒羡慕感。所以即便有了影视作品来选择，我还是相对比较主动的，挑自己相对喜欢的，我知道我自己在创作上的惯性，不折磨自己就难受，但我也还是有选择的。
演员段奕宏，1973年出生于新疆伊犁伊宁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受访者供图）
倔强是我的一种力量
南方周末：你曾经有一次经历，在学生时代或是话剧院的时候，你去见组，别人让你做广播体操，展现一下形体，你当时就觉得自尊心受挫，立马走人。我很好奇，这种强烈的自尊心，给你的职业生涯到底带来了什么影响？
段奕宏：这个有点复杂。自尊心让我走到今天，也让我认识到，很多时候其实爱自己和爱戏是矛盾的，这是很现实的心理状况和现实存在。
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学生或小演员，别人不了解你，你也不会武术，不会舞蹈，别人不知道，就让你来做个广播体操，你觉得当下是一种侮辱，也许有人觉得不是，还要论当时的那种气氛和感觉，还有心理上的成熟度、承受度。他都是那个时候的我，你让我再去演出或者是回味，或者想再去经历，由不得我去选择。比如说你现在成为别人心目中的“老师”了，别人还会（这样）吗？你不会再经历这种东西。
走到今天靠什么，也可能是靠我的一种倔强，那种倔强可能是我发奋的动机和力量。你必须得做优秀，你不想做广播体操，你必须得比别人更刻苦。我是学生（时代）这么走过来的，那个时候不断地要求自己，刻苦算什么？你只能做到刻苦，你还能做到什么？它可能确实是一种力量。如果我不这样，我破罐子破摔，开始迎来送往，开始混这个圈子，精力和心力全放在拉拢人脉关系，而丢掉了最本质的东西，可能就变成另外一个老段了。
南方周末：2015年，《烈日灼心》帮你拿到金爵奖影帝，你在舞台上说“为戏为奴”。十年过去了，你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
段奕宏：十年过后，我觉得还是要这样做。今天《沙尘暴》问世，观众看在眼里，我自己也知道，我依然是什么样子，我还是以作品示人，就是你做的事情，你的作品放在这儿，它的质感或者它的进步，熟知或者不熟知我的观众看了之后都会有一个评判。
南方周末：拍王小帅的《二弟》的时候，你去找那些街头小混混，和他们套近乎，找角色的感觉，甚至最后把他们拉到剧组里面演，你什么时候开始通过体验生活，给角色助力的？现在还有这个习惯吗？
段奕宏：从《二弟》开始的。一个西北的小孩长大到了温州洞头，生活习惯、语言节奏它都不一样，所以我到今天还说体验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包括《沙尘暴》也是，那些馕饼、黄色的大花卷啥的，都是当地市场里有的。你得去熟知这些环境当中的人和事，和他们的生活习惯，这都是可以借鉴和拿来的最实用的方式，是一种捷径。
表演上，用有质感的表达来呈现这一组人，我们可能还会有一些同质化的表演，相似的表演、情感处理，那就可能是减分的。如何去避免？就是不厌其烦地发问，这个人物的行为，所以体验生活还是很有用的。
南方周末：《沙尘暴》只有12集，这两年一些剧集平台正在砍集数，这种短剧集和你以前演的长篇幅电视剧，表演起来有差别吗？
段奕宏：我觉得剧数的长短不会影响我在创作上的追求和要求。但是我在想，当下观众欣赏长剧和短剧的习惯必须去正视，因为任何一个作品还是要拿出来给世人去观赏，或者是（提供）一种善意的表达，或者是恶的警示和提醒。长也好，短也好，可能留给我们创作的压力和挑战更大。
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南方周末实习生 钟卓君
责编 李慕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