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考古泰斗信立祥：重新发现海昏侯的人

2011年3月，南昌市新建区大塘坪乡墎墩山上的几处墓葬被盗。被盗后的第三天，信立祥从北京赶赴南昌。抵达墓葬现场时，盗洞露出的椁木还散发着香味。信立祥根据封土大小和椁木情况推断，这是一处重要的西汉贵族墓地且与西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有关。

这一年，信立祥先生64岁。受国家文物局委托，他开始在此地指导墓葬考古发掘工作。当地一批考古人跟随他，对墓葬区域范围进行全面勘探。再到后来，随着内棺开启和墓主玉质私印的发现，墓主被正式确认为刘贺。2014年，信立祥被任命为国家文物局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发掘项目专家组组长。

作为西汉废帝，海昏侯刘贺的面貌一直模糊不清，真实形象可能与史书记载大相径庭。而海昏侯墓的成功发掘，向世人重新展示了刘贺的形象。可以说，信立祥是重新发现海昏侯的人。

海昏侯墓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完整、功能布局最清晰、拥有最完备祭祀体系的西汉列侯墓园。在大多数江西考古人心中，信立祥地位极其特殊。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海昏侯墓考古队队长杨军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正是得益于信立祥先生的带领，才让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范式中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

没机会和信立祥先生接触的人，只知悉他是一个考古理念超前，业务水平高超的考古学家。而有幸与老先生打交道的人，却会被他风趣幽默、不摆架子的品格气质所打动。可惜的是，以前那些没接触过信立祥先生的人，他们不再有机会，而结识过老先生的这些人，以后只能靠着回忆去思念他。3月26日，也就是一周前，信立祥因病与世长辞，与考古作别，享年78岁。

2015年3月，信立祥先生指导海昏侯刘贺墓槨室发掘。受访者供图

信立祥非常平易近人

1947年3月，信立祥出生于北京。1965年9月至1970年3月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学士学位。此后，在河北定县博物馆（现定州市博物馆）工作了两年，又在河北定县县委工作了四年多。

1979年9月，信立祥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我国考古学泰斗俞伟超。1982年11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工作。

杨军正式与信立祥先生接触是在2002年。当时，34岁的杨军，正在发掘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该遗址的发现源于当地一家公司在改建老厂生产车间时，从水泥路面下挖出的一口古代水井。随着考古队员的抢救性发掘，他们在水井内出土了大量陶瓷遗物，并找到了明代炉灶和蒸馏设施。到最后，埋在明代灰坑下面的元代酒窖得以“重现天日”。

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包括了南宋、元、明、清至民国及近现代六个时期的遗存，发掘成果极其丰厚。随即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决定，要把这些成果向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俞伟超汇报。不过联系俞伟超先生，也要费些功夫。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樊昌生思索半天后，就带着杨军去北京找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主任信立祥。希望通过信立祥的引荐，与俞伟超先生会面。杨军见到信立祥后，第一印象就是：“他非常平易近人”。

“我记得，那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刚买了辆新车。我和我们所长樊昌生上了车后，信立祥让当时在北京的西北大学考古学系主任王建新当司机，带着我们去找俞伟超先生。”杨军说，那会儿自己才三十多，实属晚辈，初次见到这些专家，避免不了小心翼翼。但信立祥表露出来的亲切感，让自己很放松。

信立祥非常热心，喊杨军“小杨”，告诉他需要什么考古书籍，尽管来考古部借。在信立祥的帮助下，樊昌生和杨军顺利联系上俞伟超先生，并向他汇报了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发掘情况。此后，该遗址获评为200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2002年六大考古发现以及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

用“聚落考古”去发掘海昏侯墓

信立祥从小偏爱历史。六七岁时，在父亲的指导下，阅读了不少历史书籍。考上北大历史系后，受一些老师影响，加深了他对历史的喜爱。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及恩师俞伟超。俞伟超温文尔雅，满腹学问。在他眼里，老师不仅是大考古学家，还是诗人和艺术家。

毕业后，信立祥随着河北省考古研究所做了一些考古发掘。遇到问题时，他会跑到俞老师家中去请教。两人没在家里待着，就围着北大未名湖转，受到老师指点，信立祥内心的疑惑一点点解开。没过几年，信立祥成为俞伟超门下研究生。

信立祥日语尤其好，曾赴日本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进修。1994年至1996年，他受邀至日本茨城大学讲学，出版《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一书，并因此于1996年被日本东京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

据杨军回忆，自己第一次与信立祥共事是在2011年。也正是对海昏侯墓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这一年。在海昏侯墓发掘项目专家组成立前，墓葬现场出现的任何问题，杨军都会第一时间把信立祥拉到现场分析指导。

“信老师很忙，因为他手头考古项目多。但我们这边一有问题想找他汇报，他就立马赶来，我总‘逮’着他问。他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 杨军说，对于秦汉考古研究，那时他们还都是“小白”。

在信立祥的指导下，大家并没急于对主墓进行发掘，而是对整个海昏侯墓园的区域范围进行全面调查勘探。把遗址内的遗迹按性质予以区分，从宏观上把控墓园内遗迹现象，再具体到个体遗迹的解剖。

这么做，是要厘清墓园内遗存的布局，弄清周边同时期遗存情况，从而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空间布局特点，这体现的是“聚落考古”理念。这种前沿的考古理念，让考古人眼前一亮。也正是因为这种细致的考古发掘手法，杨军等人在海昏侯墓园东北1000米处，发现了面积约3.6平方公里的紫禁城遗址，而这个遗址就是汉代海昏侯国的都邑。

因为这条考古思路，国家文物局对当地发掘海昏侯墓工作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信立祥先生曾在海昏侯刘贺墓考古现场接受记者采访。受访者供图

要有预案也要敬畏文物

除了按照“聚落考古”理念来发掘海昏侯墓外，信立祥对该墓葬发掘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强调要保护好文物。

早些年，信立祥谈及文化遗产时说道，考古发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古代遗存的一种“破坏”，如何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类信息、如何保护好各类出土文物，是每个考古工作者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

信立祥告诉杨军，搞文物发掘，一定要慎之又慎，对文物要有敬畏之心。不是随便去挖，随便去动。发掘过程，一定要有预判，要有详细预案。比如，这个墓葬可能会出土哪些遗存，出土之后需要哪些人员去对应处理。这些细节问题都要写成具体工作方案。

2015年12月，考古人员对海昏侯墓主棺棺柩启动清理发掘，这意味着这座西汉大墓的发掘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信立祥曾比喻，海昏侯墓就好比是一个大院子，一进门就是甬道，甬道的东西两侧是车马库，甬道正对着主椁室。主椁室周边有回廊形通道，放着戈、戟和盾牌，起警卫作用，而廊道外面是储藏椁。

杨军回忆，当时他们在发掘甬道的车马库时，最先发现了一辆载有实用铜錞于、铜镯和铙的金车。但根据“有錞于必有鼓”的文献记载，信立祥先生预判，这里肯定还有一架鼓车，“因为材料原因，鼓遗存其实很容易散，不好找。但老先生坚信一定有，要我们仔细去找。果不其然，后来我们在坑里就找到了零碎的建鼓残片，并且还发现了敲鼓的鼓槌。”

海昏侯墓内棺墓主的尸体被丝绸做的衣服和被子裹住，脸部盖有一块红褐色漆面罩（又称“温明”），头枕玉枕。漆面罩镶着一块玉璧，玉璧中有圆孔，正好对着墓主人的口部。信立祥也做了预判，虽然时间久，墓葬又被盗扰，但牙齿肯定是有的。

考古人员将玉璧清理出来后，发现内部确实有墓主的牙齿。再到后来，牙齿被送往有关科研机构，还做了DNA检测。

说起牙齿这件事，杨军想起了信立祥风趣幽默的一面，“老先生跟我讲，他曾经也有跟着考古专家去找遗址墓主牙齿的经历。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还打了个比方。他说，‘那真是让我们满地找牙啊’”。

2016年3月，信立祥先生在实验室指导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发掘。受访者供图

考古文章要彰显“人性光辉”

当然，信立祥研究的内容不仅限于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他在汉画研究领域也成就斐然，涉及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汉壁画等。尤其是，他还建立了汉画像石区域体系，并引入新的汉画研究范式，探讨图像所反映的思想史、社会文化、工匠技术流动等问题。

如今82岁的赵殿增，曾担任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也是三星堆考古队的老队长。他与信立祥是北大校友，也是信立祥所读历史系的师兄。在学校，他们接触并不多，但赵殿增听过有信立祥这号人。“他比较活跃。”赵殿增告诉新京报记者。

赵殿增的妻子是我国汉代画像砖专家袁曙光，袁曙光和信立祥两人在专家研讨会上也见过多次。因为要写《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当年信立祥还跟着俞伟超去四川考察汉墓。这期间，赵殿增就带着他们到处去看崖墓，其中包括著名的麻浩汉墓。后来，两人来四川，有时还要去赵殿增家中吃顿饭。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就职后，信立祥经常去四川开会。见到赵殿增时，两人会聊聊手头项目的进展情况，谈谈汉墓中的汉画像砖，也会开开生活上的玩笑。赵殿增觉得，他与信立祥很合得来。“有一点，我和信立祥特别像，就是性格急，容易冲动。”赵殿增说。

性格急躁，信立祥也曾这么评价自己。而提到自己的偶像时，他说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天下大事，匹夫有责”这句名言对他影响深刻。

谈及信立祥对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做出的具体贡献，杨军还提到，在当时，媒体还通过电视直播来呈现考古人员的工作现场。“以前几乎没有，这次考古发掘是真正拉近了公众和考古的距离，让大家知道什么是考古，而不是一提到考古，立马想到的是盗墓。”

信立祥也勉励和告诫考古人，写考古文章一定要彰显“人性光辉”。考古成果一定要让公众看得懂，要用充满人性化的语言来诠释复杂的研究成果，要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而这一点也对杨军影响最大。

3月27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文悼念信立祥。其称，“信立祥先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丰碑，更是江西考古人的良师益友。”在发掘过程中，他始终坚守一线，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指导江西考古团队的发掘和文物保护工作。

“2014至2016这三年，我们和信立祥先生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的离世，对我来讲，是极其悲痛的一件事。”信立祥先生的音容笑貌，杨军现在回忆起来历历在目。有时到了伤心处，杨军也会默默落泪。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编辑 樊一婧 校对 刘军